[赞]2024年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据，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全社会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全年死亡人口1093万，出生人口仅954万，139万的差额让我国人口负增长迈入第三年。

更令人警觉的是，复旦大学张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教授等专家通过研究指出，这并非短期波动，而是人口结构深层变化的信号，一场规模空前的死亡高峰正在逐步逼近。

这场高峰不是偶然，而是这三大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历史婴儿潮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了，医疗条件慢慢好转，老百姓终于不用再担心“养不活孩子”，一场持续多年的婴儿潮就此拉开序幕。

1949年到1958年是第一轮婴儿潮，那时候全国每年平均出生2100万人。

农村里流传着多子多福，其实更多是现实需求，孩子长大就是劳动力，能帮着种地、喂猪，分担家里的重担。

哪怕中间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出生人数还是冲到了2954万，创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高。紧接着1962年到1975年的第二轮婴儿潮更猛，每年平均出生2600万人，整整14年，几乎每个家庭都添了好几个孩子。

那时候的婴儿潮，后来变成了推动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后，这些孩子长大成人，成了工厂里的工人、工地上的建设者，靠着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中国慢慢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标签贴满了全球商品。

可谁也没想到，半个世纪后，当年的劳动力大军会集体迈入老年，成为死亡高峰的主力军。

专家在《中国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征与演化机制》中提到，出生队列的基数决定死亡规模。

简单说，当年生得多，现在老了，自然离世的人就多。

比如1963年出生的近3000万人，到2040年就满77岁，进入高龄阶段，1975年出生的人，到2050年也会年满75岁。

这些群体陆续进入“高死亡风险期”，直接让死亡高峰的基数变得庞大。

更关键的是，当年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国家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从高位降了下来。

这一政策虽然稳定了总人口，但也让后续的年轻人口“断了档”，现在20-4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当年的婴儿潮一代少了不少。

一边是庞大的老年群体陆续离世，一边是新生人口补不上来，死亡高峰的轮廓就这样越来越清晰。

长寿时代的“甜蜜负担”

现在不少家庭出现了长寿老人，可很少有人意识到，全国范围内的寿命延长，正在让死亡高峰变得更突出、更持久。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那时候缺医少药，一场感冒、一次难产都可能夺走生命。

而到2023年，这个数字已经涨到了78.6岁，翻了两倍还多。

江苏启东、南通等地的百岁老人越来越多，2020年普查时启东有185位百岁老人，南通更是多达1236位。

这背后是医疗技术的进步，疫苗覆盖让孩子少生病，癌症、心血管病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是生活条件的改善，老百姓不用再担心饿肚子，饮食讲究“营养均衡”，重油重盐的习惯慢慢改掉。

同时也是社会保障的完善，养老金、医保让老人敢看病、能养老。

可长寿带来的不只是多享几年福，还有老年人口基数的急剧扩大。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有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80岁以上老人超3600万人，比2020年又多了一大截。

专家说：“存活率提升就像把死亡时间往后推，可推得越久，积累的老年人口越多，最后集中离世时，高峰就越高。”

比如2000年时，60岁老人的存活率还比较低，很多人没等到80岁就离世了，可到2023年，60岁老人的存活率比2000年高了11个百分点，更多人能活到80岁、90岁。

这些“长寿老人”虽然让家庭多了团圆时光，但从社会层面看，他们的存在让死亡高峰的持续时间变长了。

原本可能10年结束的高峰，现在可能要延续20年甚至更久，对医疗、养老资源的消耗也随之增加。

这就是长寿带来的“甜蜜负担”，人人都想长寿，可当千万人同时长寿，社会就得面临更大的服务压力。

死亡率下降与结构失衡

如果说婴儿潮是基础，寿命延长是推手，那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就是让死亡高峰更集中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死亡率高达20‰，那时候不仅老人离世多，婴幼儿夭折率也高，很多孩子活不到5岁。

可现在，死亡率降到了7.76‰，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随着疫苗普及、妇幼保健完善，已经低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21世纪以来，我国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一是婴幼儿期（但占比越来越低），二是60-90岁的老年期。

简单说，现在很少有“白发人送黑发人”，更多是“自然老去”，可自然老去的时间被推迟到了老年，就导致所有死亡压力都集中到了老年群体。

202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占比60.9%，虽然还是主体，但老年抚养比已经升到了22.5%，意思是每5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养1个老人。

更直观的是人口金字塔形状，以前是“下宽上窄”，年轻人多、老人少，现在是“上宽下窄”，老人多、年轻人少。

这种结构下，死亡人数自然会超过出生人数，而且差距会越来越大。

更让人担心的是连锁反应，老人多了，养老金支出就多，2023年我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10%，而且还在涨。

医疗需求大了，医院床位、老年科医生不够用，甚至连殡葬都成了问题，北京、上海有些墓地价格涨到10万，普通家庭直呼“死不起”，殡葬用品需求激增，还可能出现天价服务。

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都是死亡率下降、结构失衡带来的“死亡集中效应”。

如何缓冲死亡高峰冲击

面对这场不可避免的死亡高峰，专家们没有只谈“危机”，更给出了贴近老百姓的应对方向，不是喊宏大口号，而是解决“养老难、看病贵、死不起”这些实际问题。

首先是让老百姓死得起，规范殡葬市场，现在一二线城市墓地紧张，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炒墓地”的情况，政府已经开始出手，推广生态葬，比如树葬、海葬，既环保又省钱。

让老人“养得好”，完善养老体系，不是所有人都想去养老院，更多老人想“在家养老”，这就需要社区发力，建养老驿站，提供助餐、助浴、上门护理服务。

现在年轻人帮社区老人服务，等自己老了就能兑换服务，这种互助模式很受欢迎。

同时，国家也在扩大养老机构建设，但更注重小型化、社区化，比如在小区里建嵌入式养老院，老人住得近，家人探望也方便。

然后是让年轻人“敢生孩子”，补充人口基数。

死亡高峰的根源之一是“年轻人口少”，所以得解决年轻人的生育顾虑，比如延长产假、给育儿补贴，有的城市每月给二孩家庭发2000元补贴，发满3年。

比如建更多公立幼儿园，解决入园难、入园贵，还有落实弹性工作制，让父母能兼顾工作和带孩子。这些政策可能不会让生育率立刻反弹，但能慢慢缓解少子化，为未来的人口结构补点血。

死亡高峰不是“遥远的社会问题”，而是每个家庭都会碰到的事，可能是帮父母找养老院，可能是给孩子办入园手续，可能是面对亲人离世时的殡葬安排。

应对它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方案，只需要让老人能安安稳稳过日子，让年轻人不用为“生老病死”愁眉苦脸，让每个生命都能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段路。

这或许就是面对死亡高峰，最朴素也最实在的破局之道。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