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商业观察杂志社、大皖新闻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博逸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向媒体实名反映，在近两年时间里，自己的矿山经营，持续遭到盂县北下庄乡人民政府、老石神村委会多方阻挠。涉事部门负责人明确知晓企业手续合法，却执意长期阻挠矿山经营。导致该矿经营难以为继，亏损加剧、负债高企，濒临破产。

2016年，为清偿全部欠款，盂县中信焦化有限公司、老石神粘土矿等五家主体及两名自然人，将老石神粘土矿开采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及全部现有资产整体转让给债权人张宏峰。获得该矿所有权后，张宏峰委托贾炳军开展了矿渣经营。

这一转让过程是高规格、高权威性的。资产转让完成后，相关纠纷案件，先后经过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逐级审理，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2）最高法民通912号通知书将该案件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2023年5月22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晋民申4274号民事裁定书，从司法层面再次作出裁定，确认老石神粘土矿全部权益归属于张宏峰，同时明确张宏峰依法享有矿山以及附属尾矿渣、矿渣资产的所有权与处置权。

但就是这样经过高法确认的事，却很难落地。项目启动后，就不断遭到北下庄乡基层干部、老石神村委会人员的阻拦。

最开始是拦车，使用私家车车和乡政府执法专用车，从前后双向堵住矿区出入口。政府执法车辆后来驶离现场，但社会车辆依旧持续拦截，持续近200天。运输车辆无法正常进出，废渣拉运业务全面停滞，但相关部门始终没有出具书面文件。

2025年12月15日，老石神村以维护村级道路为理由，在没有完成任何报备与审批流程的情况下，私自选择三处关键路口设置卡口，安装2.2米高的固定限高杆，三处卡口覆盖企业所有运输通行路线。由于限高杆低于大型货运车辆通行要求，货车彻底无法进出矿区，该矿经营工作完全陷入停滞。

记者就扣押作业车辆、封堵道路、阻拦矿渣运输等行为进行了实地调查采访，乡主要负责人的态度是：并未向博逸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过判定该矿合法或非法，知晓企业相关手续合法，但存在纠纷，因为有村民反映该矿山非法或越界采矿及占用耕地等问题。所以，在没有上级政府明确批文的前提下，不允许企业开展经营作业。

显然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企业经营总可能会和周边发生纠纷，这些纠纷都有合理的程序去处理。或者找相关监督部门或者走司法途径。但如果任何一点纠纷，在并未查实的情况下，就封厂、阻挠经营，那就会刺激很多人狮子大开口，去敲诈企业，不然就说企业和自己发生纠纷了，其就被查封了。

其次，设立限高杆，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负责设置，还得有明确的理由，相关文件。在此事件中，仅仅是一个村就设置了限高杆，还没有相关授权。

真正的主管部门，盂县自然资源局还曾专门向北下庄乡政府出具书面说明，明确该矿拉运处置尾矿渣行为，不属于私挖乱采等违法行为，完全符合国家与地方相关行业规范。

从2025年1月至今，长达一年多的封禁和人为阻挠，让尾矿渣处置项目彻底停工。资产闲置、人员工资、债务利息、违约赔偿等各项开支不断累积。初步统计，此次基层部门干预行为，直接造成该矿经济损失约4000万元。

盂县博逸再生资源公司的遭遇，撕开了农村营商环境建设中一道不容忽视的伤口。最高法裁定、省高院判决，白纸黑字确认了企业的合法经营权；盂县自然资源局也专门出具书面说明，明确其尾矿渣处置不属于违法行为——然而，这些在法律层面具有最高权威的认定，却在一个乡政府面前变成一纸空文。

拦车近200天、私设限高杆、全面封堵运输路线——这些行为的荒唐之处在于，没有任何一份书面文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依据，仅仅因为“有村民反映”，就可以让一家经最高法确权的企业停摆一年多，直接经济损失约4000万元。

某种程度上，这也不是孤例。2023年10月，山西省纪委监委通报7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中，就有阳泉市盂县的案例。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民营企业的措施。多次明确要求各级政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严禁滥用行政权力干预企业正常生。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2025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设计，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但这些措施要落地，还任重而道远。

舆论场谈论营商环境时，目光往往聚焦在大城市的政策红利与政务服务上。但广大农村地区的经营环境，同样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如果“县官不如现管”、司法不如“村规”，如果任何未经查实的纠纷都可以成为封厂的理由，那无异于鼓励“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纵容对企业经营的各种干涉。法治的底线一旦被“基层灵活性”所侵蚀，伤害的不仅是一家企业的生存，更是整个社会对规则与契约的信心。优化营商环境，不能只在城市做文章。乡村的法治与营商环境，同样也是经济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