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中医院校很多热爱中医的有天赋的优秀学生因为外语成绩而毕业不了的时候，当看到本应苦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中医著作的广大学子却整天埋头攻读外语的时候，当看到许多有水平的中医师因为畏惧外语而放弃深造之路的时候，时常会想起几年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导陈丹青先生，因外语拦路招不来高水平的学生而愤然辞职一事，内心充满了无奈。

术业有专攻，我们一直强调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做！中医药大学不去专攻中医，而却花大量的时间去学英语。这样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三是中医学生无中医思维，他们不了解中医的原理与治疗规律。

中医要的是灵感智慧，不是应试智慧。而且中医学习不应限定年龄学习，应该只要愿意学的，我们中医大学应该不拘一格招收，尤其中医类大学最不应该学英语，因为中医真的很忌讳英语思维。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别以为是学个语言的事，那会影响你的思维逻辑的。

中医最讲究的是辩证思维逻辑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而西医西药喜欢绝对化与一刀切，从理论上讲西医的方法论与世界观是落后的。但是为什么西医在现代更容易让人接受？因为很少有真正的中医了！

一个好中医一定是个好的哲学大师，尤其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理解的，这不是背几天古方就能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医更多的是家族传承几代，因为是从小被耳提面命教育出辩证思维逻辑来的。

我们目前的中医药大学，大概率教不出辩证思维的。他们被西方教条理论洗脑了，我们的学生从小没有接受辩证思维训练，去念中医药大学怎么会有好成果？看看我们的中医院就知道了，他们的思维逻辑与西医可有区别？

多数中医院的医生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中医，倒是民间那些家族传承出来的是真正的中医。因为我们培养中医的路本身就走错了。

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从思维方式到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里不舒服就治疗哪里。中医治疗办法是辨证论治，当出现某种疾病时，需要辩证，找出疾病的原因，通过药物的作用达到身体的阴阳平衡，疾病自然痊愈，不同的疾病有时候会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治疗，因为疾病的产生原因相同，有些相同的疾病用不同的方法治疗，因为造成疾病的原因不同。

现在学院派学的虽然多，但是不能融汇广通，即便你能全部背下方剂也不能临床运用。所以现在中医大学出来学生，就是中医幼儿园而已，所以不能系统掌握，都是碎片化东西所以不能治病。

四是以西医思维研究中医，盲目“以西律中”，结果离真中医越来越远。

现在的学院派中医，尤其是搞研究的那一帮教授、博士，一直用西医方法来研究中医，试图使中医科学化。可问题是，中医注重的是关系，而不是实体，用实体还原的方法就把关系弄丢了。比如中药药理的研究，学院派中医一直是试图通过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来找到治病的原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中药的靶子不是西医学上的细胞，而是中医学上的经络，中医是通过药物对经络的疏堵来治病的，靶子都瞄错了，让他们再研究一百年，花上再多的经费，也认识不到中药的药理。

对此《人民日报》也“不吐不快”2016年0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医药“以西律中”不可取》的文章说:前段时间，30多岁的杨女士患了一种怪病，被西医判为“死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她找到一位老中医诊治，几个疗程下来终于见效。她毅然辞职跟着老中医当起了学徒。

　　　　我国现行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不只是立法层次低、体系不完整，更要紧的是存在明显“硬伤”——“以西律中”。以《执业医师法》为例，它成为部分中医从业者高不可及的“门槛”。拿不到行医资格证却有一技之长的15万名民间中医，只能沦落为非法行医。几千年来，中医一直靠的是师承教育，师带徒出名医。清代名医叶天士曾拜师17位名医，才学到精湛的医术。如今中医师承教育虽然得到认可，但缺乏可操作性，只能当学徒不能行医。2015年，朱良春、石仰山等8位国医大师先后逝去。60位国医大师现已去世超过1/3。年近百岁的国医大师邓铁涛自嘲为“一代完人”。一个个远去的身影，折射出中医薪火相传的焦虑。

以西律中,中医药或误入歧途.然而，在现实中，“以西律中”并非个案，甚至已然成为主流，这正是关庆维所担忧的，并呼唤民众与医学界、管理部门需要警惕的。

　　“现在，在实验室里研究中医药，基本用的是西医的方法，把中医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沉浮、温凉寒热等都放弃了，还是中药吗？”关庆维说。

　　关庆维指出，现在中医药的研究课题，都是用分子生物学在统领中医药学发展，国家级课题层面尤其严重，“可以说，中医药的主流研究已经走到全盘西化的地步，现在真正的中医很少了，大部分中医都是用西医的思维去开中医的处方。”

　　他表示，中医“西化”还体现在相关政策中，“如药典中规定，每种中药饮片，其有效成分在分子水平上的含量是多少，这是用‘西化’的脑袋去制定中医药典的标准，按这种标准生产出来的中药，和原本意义上的中药，已相去甚远，疗效更是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