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赵明（化名）

导语：在2024年的夏天，赵明偶然获得一个“万元跑单”的机会。就这样，他被两名河北魏县人骗到了缅北。在跨过中缅边境的铁丝网之前，他就成了“商品”，之后他在缅甸的诈骗园区经历被买断、操控、殴打、被迫诈骗，见证了身边的人被打死，自己也在小黑屋里蜷缩七天，几近疯癫。直到，一起枪声与暴乱的发生。一位资深救援人员告诉新黄河记者，2025年，中缅联合打击电诈园区后，缅甸地方政府制造混乱使园区的人逃跑，然后抓几个人敷衍了事，以避免大规模人员的遣返压力和财政压力。无论如何，在枪声与混乱中，赵明得以逃出那个魔窟。

2025年5月底，赵明从缅甸回国后，针对两名将他贩卖至缅甸的河北人到公安局报案。直至8月份，案件依旧毫无进展。他向民警索要受案通知书，民警告知其没有。9月12日，记者联系魏县公安局刑侦一中队一位李姓警官，询问相关立案及受理通知书问题。李警官称工作繁忙，稍后会联系记者。直至发稿前，记者未得到任何回复。

以下是赵明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非法跨越中缅边境：一万块的诱惑与骗局

2024年6月，因为一些债务问题，我四处寻找赚钱途径。在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了郭有富和小韩。他们在交流中，向我谈起去云南带名表的事。他们说，每块表给一万元报酬。

小韩特意强调，“绝对不违法。安全得很”。

由于我需要资金偿还债务，所以我答应了这份差事。小韩与上家取得联系后告知我：“按照他们的安排行事即可。”上家的号码是承德的电话号码，我还添加了他们的联系方式。

2024年6月6日，他们俩驾驶黑色迈腾车把我送到邯郸火车站。我乘坐K473列车一路南下，前往昆明。6月7日，在昆明站，我换乘了D274列车，傍晚到达西双版纳。出站口，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等在那里。他自称是哈尼族，话不多。我上了他开的白色越野车。

天色逐渐昏暗，越野车驶出市区后，拐进了一户人家。车门开启，又上来了两个人。他们神情紧张，眼神不断闪烁。我询问他们是干什么来的，其中一人低声回应道，“抖音上接的活儿，背黄金”。

“背黄金？”我心头一紧。

我立刻拨通小韩的电话，“这怎么回事，不是带表吗？”他说：“没事，听带队的安排。安全的。”短短几秒，我犹豫一下，又硬着头皮挂断电话。

山间的夜路曲折蜿蜒，汽车在小路上缓缓前行。四五个小时之后，车子停在了山脚下。司机向我们示意下车，我们四人摸黑踏上了上山的路。

半小时过后，三位陌生人现身了。他们说的应该是缅甸语言，手中拿着手枪。此时，我们仍处于中国境内，但已没了退路。

完成交接后，那位年轻司机转身离去。持枪者用汉语示意我们关闭手机，随后带领我们继续向山里行进。经过两小时的路程，我们抵达中缅边界——一道由方钢管焊接而成的栅栏，栅栏上方布满铁丝网。边界栅栏上设有一个小门，他们中的一人推开小门，另一人用枪口示意，以汉语说道：“过去。”我们依次弯腰钻过后，他们关上了身后的铁门。

就这样，我偷渡到了另一个国家。

初入诈骗园区的“价码”：一条命与两百万元

2024年6月8日，天边泛白时，我们还在缅甸境内的山间行走。约莫四五点钟，我们在一处山路旁停下。四周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突然，两辆皮卡车从山路另一头飞驰而来。从车上跳下的人，身着绿色军装，手持冲锋枪。他们抬手示意，将我们驱赶上了车。

运输“猪仔”的皮卡车（图片由阿雷提供）

我们三人坐在皮卡汽车的后座。一路上，我透过车窗，留意到沿途闪过的标识牌上所显示的汉字地名，包括小勐拉和勐波。至下午时分，车辆停在了邦康一家宾馆的门口。宾馆内站着全副武装的人员，他们熟练地收缴了我们的证件、手机以及随身携带的所有物品。宾馆内灯光昏暗，我看到三个房间里已有一些中国人，但具体人数不详。

夜幕降临，几辆皮卡车到达宾馆。我们这些中国人分散着上了车，在山路上绕行了几个小时，最终停在了一座兵营旁。兵营旁边是一条宽阔的河流，同行的人说那是“湄公河”。我们下车，乘坐木船到河对岸，又换车继续前行。途中，车队突然停了下来。紧接着，密集的枪声响起。我全身僵硬，不敢抬头。后来同行的人说，我们原来有十二个人，路上有人跳车逃跑被击毙，尸体被扔在了山里。

那一夜，车在突然到来的雨中行驶，我不敢问目的地，只能祈祷下一站不是坟场。深夜，车在一道铁门前停下。岗哨持枪站在门口。司机和他们交谈几句后，径直开车进入。

我们下车站成一排。迎接我们的是一个二十多岁、身形微胖的中国男子。他带着云南口音，问：“知道这是哪儿吗？”没有人回答。

他冷笑一声：“这里是诈骗园区。老板花钱买下你们的。”

他又问：“有没有想回家的？”

队伍里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说“有。”

这个小头目拿一根铁棍狠狠砸在他身上，棍声和惨叫声混杂在一起。我僵在原地，不敢动，不敢呼吸。小头目踩着男孩的身体，训话：“老板花了大价钱。想回家？拿二百万赎金。没钱就好好干。干得好，把钱骗回来，还清债，你们自然能走。”

对方威慑并训话后，我们每人分到一桶泡面和一瓶水，算是“接风宴”。我们蹲在地上，默默吃着。没人说话，只有面条的吸溜声夹着低低的啜泣声。

园区的“入职教育”：盐水、甩棍和人口贩卖

2024年6月9日清晨，几乎没有过渡，他们就把我们送进工作间。主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台电脑和一部手机。由一名“老员工”带领一名新成员，指导我们在相亲网站和社交平台注册账号，将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运用话术去吸引女性。一名老员工告诉我说：“先勾住对方兴趣，拿到联系方式，再交给精聊组。”

园区的作息时间表精准程度堪比军营：早上9点供应早餐，11点30分提供午餐，下午5点30分安排晚餐，夜里11点准备夜宵，园区内的一切活动均处于监控范围之内。

抵达园区的次日，我们宿舍里有人小声商量着逃跑事宜。夜里，他们在床铺下悄声比划，探讨逃离路线。第三天午后，噩梦降临。园区内的内保把我们宿舍全体人员拖出工作区。内保来自佤邦，身形不高，却极为凶狠。他们给我们铐上手铐，将众人按在地上，用甩棍、钢管、PVC水管打我们。棍子砸在我后脊梁骨上后，我有很强烈的呕吐感，痛得全身抽搐。

剧痛过后，他们端来一大盆水在里面和上几袋盐，然后把盐水一瓢瓢泼在我们裂开的伤口上。

我在地上翻滚，撕心裂肺的嚎叫。守卫用脚踩住我，直接抓起干盐，往我裸露的伤口上撒。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什么叫“生不如死”。

我旁边的一个胖同伴最惨。他身体一歪，彻底没了动静。内保将他抬走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不知过了多久，两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走过来。她们挨个往我们的伤口里倒碘伏。当药水接触到盐水浸过的裂口，刺痛再次钻进神经。这种所谓的治疗完毕后，内保把我们拖回宿舍，扔在床铺上。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没人管我们。我们只能自己托人带饭菜。

两天后，主管走进宿舍。他盯着我们说：“这个地方容不下你们了，要送去新园区。”我们再次被戴上手铐，蒙上眼睛，塞进皮卡车的后斗。

雪球债务、杀猪盘与小黑屋

几个小时后，他们将我们的眼罩摘掉。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园区，这里更像是一家“公司”，设有住宿区、办公区和小饭馆，相较于之前，设施甚至更为完善。

缅甸邦康较大的电诈园区（图片由阿雷提供）

接我们的是一个外号“一鸣”的主管。他带着外号为“小骚”的组长，在一家小饭馆给我们安排了一顿饭。这顿饭简单，却是我们受伤后吃的第一次像样的餐食。饭后，他为我们安排了宿舍，并安排受伤的人住下铺，同宿舍的其他人负责帮我们打饭。经过两天的休整后，我们又投入到诈骗的流水线作业。休整的那两天里，我第一次知道这里的一切并不免费。所谓的“物业费”“伙食费”，每月都要扣除一两万块钱。我们欠公司的债，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我伤势较重，腿脚肿胀，已无法正常行走。主管安排园区医生为我诊治。医生检查后，用刀片将烂肉挖掉，敷上草药并包扎好。整个过程没有使用麻药，我差一点疼晕了。数日后，我才能半蹲着走路去工作岗位。

新园区的工作情况与上一园区相似，我依然要在各种相亲及社交平台，诸如世纪佳缘、百合网、伊对和陌陌等软件上进行“养号”。我需要在平台上寻找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年龄在30岁到50岁的女性。然后，我要与她们交流，并尽快获取对方的QQ号等联络方式。接下来，我会把“客户”移交给更专业的“精聊组”。他们的职责是与对方深入聊天、培养感情，最终诱使对方进入虚假投资平台，实施钱财诈骗，这就是俗称的“杀猪盘”。

此处设有明确的业绩指标，要求每人每月骗取30万元以上的金额。每月10号、20号、30号为“清算日”。完不成业绩指标，就要挨打。即使不在清算日，体罚也是常态：诸如扛水桶、蹲马步、做俯卧撑、进行蛙跳等，一罚就是一小时，我经常被折磨到凌晨一两点。

我在这里熬了将近两个月，内心逐渐麻木。组长不断给我们“洗脑”，声称“我们只是诈骗，又不是造飞机大炮之类搞技术的事情，只要用心学，就没有骗不到的人！”他还威胁说，如果一个月没业绩，可以谅解；两个月仍毫无业绩，公司绝不养闲人，要么被卖，要么面临更可怕的后果。

到了第三个月，因业绩不达标，我被关进“小黑屋”。那是一间面积不足一平方米，高度不到一米五的铁皮房。我戴着手铐脚镣，在里面只能蜷缩坐着。每天只有一顿饭和一瓶水，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解决。我在里面被关了整整七天。黑暗、窒息、恶臭、疼痛以及恐惧几乎将我逼疯。

园区罪恶：抗争与奴役

第五个月，我们小组来一名退伍军人。他是在抖音上受所谓“高薪招聘”的欺骗而到了这里的。他逢人就说“我想回家”“我们怎么才能回去”，近乎陷入魔怔。他夜间失眠，白天在工位上就打瞌睡。不久后，他被盯上了。内保人员用手铐把他铐在架子上，致使他整个人脚尖仅能勉强着地，近乎处于悬空状态。如此情况反复多次后，组长和主管对这名退伍军人失去了耐心。最后一次，主管和组长带领内保人员，手持PVC水管轮流殴打他。打完后，继续将他挂在架上，任其挨饿，直至他彻底没了呼吸。

当晚9点多，几个人把那名退伍兵从架子上解下来，像垃圾一样扔进了皮卡车的后斗，而后驾车拉走。

随后，组长召集众人，手指着空荡荡的架子，冰冷地说：“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白天不干活、打瞌睡、毫无业绩的下场。干活有那么难吗？如果你们想和他一样，那你们就继续偷懒！”彼时，大厅死一般寂静，只能听到几百台电脑发出的嗡嗡声，像一首低沉的挽歌。

缅北万海一家电诈园区的铁丝网，对面就是园区。（图片由阿雷提供）

我们的生活陷入了更深的压抑。组长严令：吃饭时不准三五一群，不准交头接耳，更不准和其他“仓”（小组或部门）的人有任何交流。整个食堂只剩下咀嚼声和餐具碰撞的冰冷回响。惩罚变得更为频繁和日常化。

十多天后，我们组又来了一批新人。他们纵火烧毁了之前园区的宿舍与工作场所，一个也没跑掉。内保人员将其中一人殴打致死，把其余十二人囚禁于小黑屋达五个月之久。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布满了黑色污垢以及溃烂后结痂的疮疤，胳膊与腿部几乎没有一块好皮肤。有人手部扭曲变形，有人走路时一瘸一拐，像是被打骨折后不经医疗而生长畸形导致。这些人已经被打的屈服了，园区购买他们，无需从头培训，就能直接上手干活。

囚笼搬迁：从希望到再次绝望

进入11月份，园区上空每晚都有无人机嗡嗡地飞过。有老员工称这是中缅合作打击诈骗园区开展的行动。私下里，我希望打击力度更猛烈些，心中幻想着自己能得到解救。

然而，几天后的下午，主管开会宣布：老板已决定将我们整体搬迁到一处新地点。他要求大家上缴所有手机、电脑，并打包好个人物品。到了半夜，我们把所有物品装上车时，天空中的无人机仍在盘旋。

凌晨三四点，我们所有人分批登上军用大卡车。绿色篷布将车厢遮得密不透风，四周设有护栏，车门一关，车厢内顿时漆黑一片。我们相互拥挤在一起，有的人蹲着，有的人站着，在一路的颠簸中熬了大约两个小时。

下车之际，已然抵达新园区。一切仿佛都是旧日子的复制：安排工位、分发电脑手机、分配宿舍……唯一不同的是，这里更像一个“小城市”。

新园区里有饭店、超市、酒吧、赌场，甚至还有妓院（他们叫“鸡婆店”）。外面世界有的，这里几乎都有。不过园区里消费高得离谱：一瓶东鹏特饮要50元人民币，一碗普普通通的面要60-80元。这里的所有消费场所是为有“业绩”的老员工服务的。公司的奖励机制很“精明”：若你骗来100万元，理论上能获得20%的提成，也就是20万元。园区老板会把其中一部分会充值到园区的消费卡中给你消费。园区的口号是“园区赚钱园区花”。

在新的园区，公司开始画大饼：我们只要还清公司的“买身钱”、物业费、生活费……之后，再扣留15万“保证金”，就能回家。但老员工们私下说，根本是骗鬼的。尤其是那些业绩千万的“顶梁柱”，公司根本不会放他们走，他们自己也不敢回国，罪孽太重。

多个国家合作打击电诈园区的行动后，没业绩的人不太好卖，所以他们被惩罚的比之前更多了。为了避免毒打，园区内部私底下开始流行“挂靠业绩”。业绩超额完成的人员会将部分业绩分给关系较好当还没开单的人，使其免遭惩罚。这不过是绝境中的一点微小互助，改变不了任何现状。我曾找人挂过两万元的单，但依旧避免不了挨打。不过，园区内年仅十三四岁的未成年人偶尔会得到一点“宽容”。

不知不觉，我熬到了2025年的春节。园区过年放四天假。大年三十，组里一起吃了顿年夜饭：有十个菜，两箱啤酒。持有消费卡的人可以随意消费。我只能在宿舍和食堂间穿梭。那几天，我特别想我的父母孩子，不知道家里如何过年。

正月初四，一切很快恢复原状：惩罚、毒打、小黑屋……

枪声中的溃散：我不会游泳却爬过了怒江

过了年之后，无人机又开始在新园区上空巡逻。老员工们窃窃私语，猜测是国际打击电诈园区行动，又或是地方武装争抢地盘。他们告诉我，一旦打起来，先想办法保命。

2025年4月份的一天上午，园区突然陷入一片混乱。有人大声喊着：“打进来了！快跑啊！”刹那间，成千上万的人像潮水一样涌向大门。园区外的安保人员鸣枪，人群的骚动才暂时得以平息。主管迅速召集所有人开会，并安抚说：“没事了，老板都打点好了。”

然而，那天下午4点左右，园区再度陷入混乱。这一次，园区的大铁门竟然敞开了。那些原本持枪守卫的外保人员全都不见踪影。组长和主管也早消失无踪。他们就这样抛弃了这个地方。据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当地政府为了应付国际合作打击电诈园区，时常在用这种方式来制造假象，以避免一个园区上万人的遣返。

黑压压的人群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出大门，拼命奔跑。园区附近一百多米之外有一条湍急的河流（据救援人员告诉记者，此河为怒江）。众人不敢走大路，都朝着河边跑。这时候，园区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像是在交战，又像是在胡乱扫射。人群瞬间崩溃了，场面极其混乱和悲惨。成百上千的人跳进河里，向对岸游去。这条河河水不算特别深，但水流非常湍急。我亲眼看到好多人溺亡。

中缅联合打击电诈园区之后，万海、当阳的电诈园区临时搭建的工作点。（图片由阿雷提供）

我不会游泳，只能沿着河岸跑。行至一处较窄的地方，恰好有一棵大树倒在河面之上。我手脚并用，借助那棵湿滑的树干到了对岸。随后，我拼命往山上跑，直到完全听不到枪声才停下来。

在山里走了一天，我遇到一群同一个园区跑出来的人。在这种绝境下，我们相互扶持。我们共19个人一起行走。直到第二天，众人滴水未进，饥渴交加，无奈之下，只能下山往大道走，希望能找到点吃的。不知道走了多远，我们看到有一片空地上农户搭建的牛棚及塑料布搭成帐篷。里面有很多中国人。

我们询问才知道，那是园区老板特意派人接送园区走散的人前往柬埔寨的集结点。缅甸园区遭受打击后，他们便谋划前往柬埔寨。对于那些诈骗业绩突出且不想回家的人，老板就把他们转移前往柬埔寨。幸运的是，这里比较人性化，人员来去自由。我看到军车把他们运走后，现场留下二十余人以及一些食品。我们在原地饱腹了一顿后，不敢再进山。

荒诞的逃亡：在真假救援之间

我们一行人沿着大路前进，途中遭遇一个兵站。他们的武装特别多，我也不知道他们属于哪部分军队。兵站内有一些蛇头以及一些当地的解救组织。该兵站声称不允许我们在站内停留。兵站的管事人员说，“我们正在联合打击电诈，不能让其他部队发现，先带你们到山上躲避，到时候有人专门护送你们到勐波、邦康那边。想回国的都会移交给中国警方处理”。随后，两名军人带领我们上山。一人在前领，一人在人群后。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将我们再卖到诈骗园区。上山的途中，队伍拉得很长，在山道转弯时，我和其他两个人跑掉了。由于深山老林，他们俩军人也没有追我们。

我们三人在山里转了一圈，重新回到大路上。没多久，我们遇见一男一女，他们驾驶着皮卡车，冲到我们面前。他们声称自己隶属于救援队，且与中国方面存在联系。那名男子告诉我们，每人需要支付几万元路费，便能回到中国。我们走的实在太累，思量了一下，我认为他们可能是想赚我们家人的钱，不至于再把我们转卖到园区。

我们搭乘他们的皮卡车，再度抵达了一个兵站。那位男士停下车辆，进入兵站内部进行交涉，随后直接驾车驶入了兵站。我暗自思忖，他们该不会又要把我们卖到园区去吧。那位男士让我们在此稍作等候，会有专门的车辆送我们前往邦康，到了那里便会有中国人接待我们。

我在兵站等到晚上。一辆由军人驾驶的皮卡车来到，车上还有位拿着AK冲锋枪的军人。他们招呼我们上车，说带我们去邦康。可笑的是，途中他们又把我们放到了另一兵站。

在这个兵站，我们遇到曾在同一个园区的中国人。他们告知这里有饭吃，兵站还会给每人发一条小毛毯，然后我们在这休息。兵站是草棚搭建而成，屋内是铺着草的木板，我在上面铺了一层薄毯，便躺下休息。（后来救援组织的阿雷向记者透露，兵站对他们临时保护，待通过线人确认每个人身份信息之后，他们来联系这些人的家人。如果联系不上，他们会转卖给园区）。

每天都有一批人来兵站拍照核对信息，兵站管事的小队长提醒我们，不能在这等太久，如果家属联系不到，就继续把我们卖掉。不过在这里，小队长对我们的态度十分友善，每天会送我们两包烟、还提供饮品和食物等。

待到第五天，小队长已经迫不及待。他亲自带我到山上寻找有信号的地方，让我与家里联系。称只要家里支付路费，我们就能回家。

那天下午，我添加了好几个家里人的微信好友，但一直没人通过验证。第六天，我再次前往山上有信号的地方，联系上了我村里一个同龄人。他跑到我家后，我才终于和亲人语音通上了话。我妈说钱没问题，只要我能平安回去就行。之后我哥告诉我，他通过抖音上的救援队主播阿雷等人，打听到了解救的相关信息。

最后一段归途：报案未果

当天晚上有车来接我。他们开皮卡车，行驶的全是盘山路。我问他们为何不走大路，司机说大路上每10多公里就有一个兵站，每个兵站都要收费，不缴费无法通行。

他们在山里转来转去，其间我换了九次车，还坐了两次船。折腾了好久，我才到达邦康。有两个中国人接上我，把我送到中缅边境附近的瓦祥山庄，这是一家两层小楼的家庭宾馆。这家宾馆每天只能送8个人到永和口岸。这天的名额已经满了，我只能等第二天。（阿雷告诉记者，瓦祥山庄是中国人开的宾馆，用作救援缅甸电诈归国的观察点）。他们安排我住在瓦祥山庄并说，“家里都已经安排好了，到饭点直接去食堂吃饭就可行”。

清晨醒来，瓦祥山庄的管事开车送我到永和口岸。通过口岸后，清水河派出所一位民警接待我。救援人员“阿雷”和“预见一兵哥”也已来接应。我录完口供，缴纳了2000元罚款，拿到派出所开具的通行证。随后，我搭乘阿雷他们的车前往西双版纳，见到了我久违的母亲、哥哥和妹夫。

2025年5月底，我前往魏县公安局刑警一中队，就郭有富和小韩诱骗我前往缅北一事报案，刑警为我录了口供并让我回家等电话通知。回来后，我一直尝试联系他们二人，但没有成功。我知道郭有富在县城北市场购买了一间小门面房，我离开前一天在那待过。我在他家附近蹲守两天，终于看到了郭有富。我拨打了报警电话，警察将他带走询问。询问结束后又把他放了。一中队的民警告诉我，小韩也完成口供记录并离开。我询问案件处理结果，他依旧让我回家等电话通知。

此后，我隔一段时间询问一次。报警三个多月后，我向刑警一中队要受案通知书，他们说没有。

记者:刘成伟编辑:陈彤彤校对: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