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部公开数据显示，近几年，深圳市噪声信访投诉平均每年10万件以上，各行政区每年投诉平均近万件。在此背景下，今年3月深圳出台了《宁静小区建设技术指南》，通过规划、建设与管理一体化的方式，统筹推进居住区噪声治理。指南中提出了诸多噪声治理要求，但对于飞行器低空飞行产生的噪声问题尚未作出明确规定。

据悉，深圳已于2024年实现了2.8万架次的直升机载人飞行，累计建成483个起降设施。《深圳市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2024—2026年）》中提到，到2026年底，计划建成逾1200个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

随着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城市上空飞行器的运行频率显著增加，低空噪音投诉也逐年上升。2024年初，深圳市政协委员常巨平在两会上指出，仅在2023年8月至10月期间，深圳“民意速办”平台就收到700多件因直升机频繁低空飞行引起噪音扰民的投诉，部分航线靠近学校和生活区，影响学生学习和市民休息。

此外，居民对“宁静权”的诉求日益成为公共议题，在多个社交平台已持续出现有关“深圳直升机低空噪音扰民”的投诉，高密度的城市格局下，居住区域上空的飞行噪声，正不断降低着深圳市民的生活质量，而低空噪音扰民等涉及民生的问题至今无相关规定及管理办法。

如何让飞行器“飞得稳”，让市民“睡得安”？成为深圳在探索超大型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一道“必答题”。为进一步推动宁静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力争为市民打造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南都奥一网推出“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大调研——与城市对话”栏目，本期将焦点对准深圳“天空中的噪音”，邀请多位专家为低空噪音防治建言献策。

走访

人口高密度城区深受低空噪音困扰

作为高密度人口城市，深圳在“向上发展”的过程当中，空域飞行的面积显著拓宽，这一变化也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投诉，其中最直观的体现便是“低空噪音”。今年4月以来，记者走访龙岗、龙华、福田等人口高密度城区，发现不少小区正遭受直升机低空飞行带来的噪声困扰。

●龙岗区坂田街道杨美路

“直升机飞过都听不到老师讲什么”

在龙岗区坂田街道杨美路一带，记者在一栋居民楼的六楼平台从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进行观察。一小时内，有八架直升机低空飞过，每次伴随着刺耳的“突突突”噪声，持续约40秒。记者使用分贝仪测得平均噪声为70分贝，已超过普通住宅区的噪声阈值。

杨美路附近区域人口密集，周边环绕着多所学校、城中村以及多个住宅小区。尽管走访当天天气阴沉，无法看清空中直升机全貌，但经过时的机械轰鸣声依然明显。

家住杨美路和成嘉业名园的林女士表示，每天上午10点开始，直升机会频繁飞过小区上空，有时十分钟一趟，十分影响她和家人休息。“上午10点开始，中午12点半左右稍作暂停，在下午2点-4点半又会开始，声音太闹心了，尤其是下午想睡个觉，根本睡不着。”

林女士的儿子在附近的实验小学上五年级，其担心孩子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下会影响专注力和学习质量，“孩子说有时候下午上课，直升机飞过都听不到老师讲什么，教室里窗户关着也不管用”。

住在杨美路金州嘉丽园的陈大爷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早年因工作关系有过短暂的听力问题，“现在这直升机声一响，我耳朵就会有点胀”。其向记者表示，午饭时间，直升机飞过时甚至都无法听清电视中的声音，孩子有时也会被“突突突”的声音吵哭。

据当地居民回忆，这种噪声情况在近几年明显加剧，尤其是节假日和周末，飞行频次更高，不少居民怀疑是附近深圳北站某些商业或旅游的飞行项目在进行常态化运营。“以前偶尔会飞一下还好，现在简直像定时任务。”

林女士称，其与周边小区多位居民曾向深圳“民意速办”平台反映情况，也尝试联系街道和相关单位，但得到的回复均为直升机飞行活动已得到飞行管制部门批准，感谢市民的理解。“我们并不是对直升机有意见，但飞行起码也要考虑居民的基本生活。”

面对持续已久的“空中噪声潮”，杨美路附近的居民们正试图找到“飞行已批准”之外的答案。林女士向记者表示，他们期待的不多，只希望能在属于自己的家中，不用再紧闭门窗，一家人午饭时能够拥有片刻的宁静。

●福田区梅林街道

难忍施工噪音搬了家，又遭遇“天上的轰鸣”

市民王女士因不堪忍受原住地“哐哐哐”的施工噪音，于年初从南山区搬至福田区下梅林，原以为离开嘈杂的施工路段能换得一片清净，却遭遇了“天上的轰鸣”。

其向记者表示，每天早上7点左右，频繁的直升机飞行打破清晨的宁静，仿佛“空中公交车”般一趟接一趟地从小区上空掠过，时常让她心烦意乱。“之前地下哐哐哐，现在天上轰轰轰，深圳的公交车都没这么高的频率。”

记者走访发现，王女士的出租房位于下梅林地铁站附近，该片区楼房密集且间距小，从深圳地铁的站台设置便可见一斑，梅景—下梅林—梅村—上梅林，地铁9号线“梅字号”的四站设站之密，服务着这个住宅公寓密集的居住生活片区。

王女士告诉记者，自搬到这里后，几乎每天都在直升机的轰鸣中醒来，即使已经适应了工作日早起的节奏，但清晨被突如其来的低空飞行声惊醒，仍然让人心烦意乱。“早上7点开始，一整天都有，有时候晚上12点半还在飞，节假日也不停。”

其向记者表示，自己已经多次拨打深圳“民意速办”平台投诉电话，但得到的回复都是“飞行活动已获飞行管制部门批准”。“可是批准就代表可以不考虑居民感受吗？”王女士语气愤懑。

另一位家住附近的年轻妈妈表示，其孩子每天早上都会被直升机噪声吵醒，这样的环境长期居住下来可能会影响孩子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好不容易哄睡着，直升机飞过来，一下就被吵醒了。窗户关着都没用，隔音根本挡不住，我们打算搬家了。”

根据周边居民的描述，直升机的飞行轨迹大多沿着地铁站附近的住宅区域飞行，声音持续时间为30至50秒，平均每小时出现5至7次，早晚高峰时段尤为频繁。“我们理解城市发展需要，但也希望政府能兼顾居民的基本生活权利。”王女士表示，希望相关部门能重新评估飞行路线与时间安排，尽量避开居民密集区域，或在非早高峰时段飞行，以减轻噪声带来的困扰。她说：“深圳是一座快节奏的城市，但如果连安静休息都要快节奏，真的会让人身心俱疲。”

调查

三重问题探寻“轰鸣真相”

当前深圳已构建起涵盖无人机、直升机、eVTOL等多类型飞行器的产业集群与创新生态，在纵深拓展产业空间的同时，低空噪音问题也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新挑战。

在城市化进程中，相关制度、航线设计与现实城市产业扩展速度之间或存在错位，当前，深圳市多个社交平台上关于“直升机扰民”的讨论持续升温，城市向上发展与市民生活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三大问题亟待解决。

矛盾1：人口暴涨30倍，航线仍延续早期方案

针对上述市民反映的直升机噪声情况，记者发函询问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截至发稿前，该局未正面回复采访请求。

事实上，深圳市多个职能部门已就该情况进行过多次深度调研，但依然在解决方案上面临着较多问题。据业内人士透露，直升机噪声扰民问题的存在长期未解决，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城市快速膨胀发展与治理规则滞后的不匹配，深圳的空域规划和飞行规则多制定于多年前，彼时的城市人口尚未达到当前密集，飞行路径设计主要考虑运行效率与安全性，较少纳入对地面居民噪声影响的评估。

以位于南头的中信海直深圳直升机场为例，作为深圳的第一座机场，其建成于1983年，设立初衷是为南海石油勘探开发作业提供后勤保障服务，因此直升机航线规划主要聚焦作业效率与飞行安全保障。

资料显示，当年深圳常驻人口59.52万人，但2024年年末统计深圳常驻人口1798.95万人，人口暴增30倍。历经40余年的城市化进程，该机场目前已融入深圳市城区发展格局，周边居民区建成面积与人口密度均发生显著变化。然而，其直升机运行航线仍延续早期规划方案，未随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进行适应性调整。这种城市空间拓展与低空交通治理的迭代滞后，导致市民矛盾不断激化。

矛盾2：低空飞行噪声监管尚属法律空白

面对市民的投诉，低空噪音的监管也面临法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禁止民用航空器飞越城市中心区上空，但并未对直升机、eVTOL等低空飞行器的噪声排放设定具体限值或操作性标准。深圳虽2025年起实施《宁静小区建设技术指南》，但该指南更侧重于建筑隔音与地面噪声控制，对“低空噪音”的纳入尚属空白，当前深圳尚缺乏专门针对低空飞行噪声污染的立法依据。

全国已有城市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2025年2月苏州在全国率先立项编制地方标准——《低空飞行垂直起降点噪声控制规范》。该标准明确提出低空飞行器噪声准入机制与技术规范，涵盖飞行垂直起降点的噪声要求、声屏障设计与实施、航路噪声控制、智能噪声监控与管理系统等内容。据《苏州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6年）》，苏州计划到2026年建成1至2个通用机场和200个以上垂直起降点，相关噪声控制标准将为低空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深圳大学全球特大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袁方成指出，从城市治理的角度看，低空噪音污染具有持续性、动态性与扩散性等特征，传统的被动响应式监管难以有效覆盖。应借鉴苏州等地经验，推动制定《深圳市低空飞行噪声控制条例》，将飞行器起降点设置、飞行时段和频率管理等纳入法定监管框架，从而构建具有强制效力的噪声治理制度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也正通过政策创新、技术探索等多维度方式积极寻求破题路径。2024年3月25日深圳市噪声污染防治研讨会于福田区举办。该专题研讨会旨在提前谋划低空飞行引发的噪声污染问题，力争为市民打造宁静宜居的生活环境。会上，生态环境、民航监管、交通运输等职能部门与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飞行程序优化、监测技术规范制定等探讨阶段性解决方案。

此外，南山区粤海街道已率先实施“低空新基建”试点，通过科学布局低噪音起降点、构建全域感知体系等措施，并采用低噪音机型，为构建“安全、智能、宁静”的低空运行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

矛盾3：高密度飞行+高噪声排放=干扰生活

目前深圳城市低空飞行依赖传统燃油直升机为主，该类飞行器在悬停、低速飞行阶段平均噪声常超过70分贝，远高于人耳可接受范围，超过我国《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对居住区白天55分贝的限值。在这种“高密度飞行+高噪声排放”的双重挤压下，航线下市民的生活事实上已受到严重干扰。

深圳市通用航空协会创始会长杨金铭指出，直升机作为低空经济的传统飞行器，本身不适合在大城市的人口密集地区进行飞行，一般只能在医院、救灾或人口稀少等特殊场景飞行。在人口密集地区的飞行活动必须是低噪音的，只有环境友好的飞行器才能在城市得到广泛应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直升机动力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张夏阳同样表示，深圳市人口密度大、空间资源有限，飞行器设计阶段应将低噪声作为关键性能指标，引入主动噪声抑制等技术，推动从源头降低噪声产生。

追问

如何让飞行器“飞得稳”，让市民“睡得安”？

螺旋桨轰鸣划破城市宁静，居民楼化身“声浪共振箱”！深圳部分区域居民长期受直升机噪音困扰，记者近日走访多个直升机高频途经区域，发现航空器噪声污染正演变为“新型城市病”。面对市民日益强烈的“安静权”主张，深圳如何平衡城市发展与声环境保护？

记者邀请多位专家、人大代表，围绕优化低空飞行路径、科学规划起降点位、构建噪声动态监测体系、推进地方立法完善等综合治理策略，探讨如何在蓝天经济与宜居城市建设间寻找平衡点。

构建低空噪声治理三位一体机制

袁方成指出，深圳可先行先试，在全国率先建立一套可复制、可嵌入、可持续的治理机制，提供先行经验和示范路径。首先，考虑设计“法治—技术—平台”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治理规则。立法层面，建议参照苏州等地实践，尽快制定《深圳市低空飞行噪声控制条例》，将垂直起降点、航线设计、飞行时段管理、起降频率限制等纳入法定监管框架，构建具有强制效力的噪声治理基线。技术层面，推动高性能旋翼静音设计、弹性飞行调度系统与低噪路线智能优化模型的研发应用。平台层面，搭建“低空环境数据共享平台”，推动交通、生态、住建、应急等部门间的信息联通与协同治理，构建噪声治理的共治机制。

其次，完善和创新“动态协商—分级管控—响应闭环”的治理机制。城市空间具有高度异质性，噪声容忍阈值在居住区、工业区、教育医疗机构周边差异明显。通过“街道—社区—企业”联动平台，建立动态协商机制，形成飞行方案调整、噪声监测透明化、社区参与评估的复合治理流程。同时，设立“低空噪声响应闭环系统”，将居民投诉、飞行轨迹、噪声数据进行空间化匹配，推动治理响应从“滞后补偿”向“预警调控”转变。

第三，将低空噪声治理纳入“产业政策—城市战略—公共治理”协同治理体系。低空噪声治理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城市战略选择与治理模式创新的体现。深圳可考虑将直升机与eVTOL噪声管控作为科技治理试验场，鼓励产业链企业围绕“安静城市”概念展开产品创新、场景落地和公共价值对接，推动低空经济从“可运行”迈向“可持续”。

多维协同构建立体降噪体系

杨金铭表示，在人口密集地区的飞行活动必须是低噪音的，建议相关部门参考与环境噪声有关的法律法规，制订政策、法规加以引导，比如：在人口密集区域的飞行噪音不得超过70分贝，瞬间或起飞噪音最高不超过90分贝。此外，建议通过优化垂直起降点选址和飞行路径设计，将直升机噪音对居民区的影响降至最低。

香港科技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系研究助理教授周朋表示，在直升机和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噪声管控方面，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首先，应建立飞行器自身噪声水平标准，参考民航飞机的做法，促使厂商在设计阶段就将噪声排放作为重要的优化指标，从源头上降噪。其次，在运营环节，可以引入噪声配额制度，通过经济激励手段鼓励企业升级降噪技术，以此换取额外的飞行额度，既推动了技术进步，又实现了经济与环保的双赢。在飞行路径规划方面，鉴于直升机和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特殊性，它们的起飞降落点往往靠近城市密集楼房，声学环境复杂，与空旷环境差异较大。因此，需要针对其复杂的运行工况和多样化的构型，优化三维飞行路线，充分挖掘降噪潜力。

南都调研总第686期

采写/摄影：南都·奥一新闻记者彭峥